中国需要新的教育理念新思路教育 教育理念

     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着一些基本问题，如学生课业负担过重，中小学生身体素质下降、思想道德养成和中文素质不如人意；各级学校比较缺乏活力和特色，学生比较缺乏个性和创造力；教育的功利主义态度严重，教育内容比较工具化、应试化；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、社会的需要脱节，唯书、唯上、唯分数、唯学历；学生较缺乏社会服务的精神、实践精神和动手能力，缺乏对社会不平等、弱势阶层的关注，等等。

     上述的教育现实与国家规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并不一致。就指导方针与实践的关系而言，有这样两种基本情况。一是理论和政策是好的，但在执行中变形走样，少数歪嘴和尚把真经念歪了。另一种情况，当在实践中出现了具有共性和整体性的问题，而且长期难以改变，我们就需要反思，我们的指导思想、政策方针和制度设计是否出了问题？

     对现行教育方针的反思和讨论没有停止过。在我国大一统的教育管理中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往往被演绎为要求学生门门优秀的“全科发展”或者“平均发展”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。建国以来，教育理论界关于教育方针的几次大讨论都涉及这一问题，并提出将“个性发展”与全面发展并列，作为教育方针的意见。“素质教育”的提出是另外一例。素质教育的发明权至今不可考，它是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为克服应试教育而创造的。教育理论界往往认为这一概念缺乏科学性，认为已经有了“全面发展教育”，何必又造出一个新提法；但对基层的校长、教师而言，它是一个很好用的概念，对于矫治应试教育很有针对性。

     我赞成在国家的教育方针中增加“个性发展”的表述，这是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一致的。但无论全面发展、个性发展，还是素质教育，均属学校教育层面，是以学生个体为对象的培养目标的表述；没有涉及学校与社会、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之类更为根本性的大问题。而教育“现代性”的建立，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演进，关键就是要解决这些基本矛盾和根本问题。改变严重的应试教育弊端，从根本上说，就是要改造传统形成的学校与社会、教育与生活、书本与实践相脱离的状况，建立起两者之间新的联系，更新我们的教育理想、教育价值和教育制度。

    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需要一种全新的教育文化，需要能够高屋建瓴地统辖现代教育的基本问题、能够指导现实、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理想、教育哲学。这其实是一个民族新文化再造的任务，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提出了这一任务，1949年的《共同纲领》也提出了建设“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”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目标。今天，还应该增加一个“现代的”新维度。应当说，我国教育文化的现代化更新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。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，我们迫切需要新的思想理论，需要回答中国自己的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、现代的教育哲学、教育理想究竟是什么？

     我认为，在五四之后的新教育运动中产生的陶行知及其“生活教育”理论，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指导现实、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哲学。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既需要前瞻和创新，也需要归真反朴，从我们既往的历史中汲取资源。

     教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，不仅是怎样教和怎样学的问题；首先是对一种好的教育、理想的教育的追求。这涉及对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的不同认识，对教育与社会、教育与生活、教育与人生关系的体认。从古代社会到近现代社会，教育哲学的基础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。在宗法社会、神权至上的时代，教育大致是意识形态化的、政治本位或国家本位的。伴随工业文明和科学的兴起，由赫尔巴特奠定的学校教育制度，形成一种“学科本位”的价值，即按照知识和科学的体系，分门别类、由浅入深地组织教学，反映了理性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。20世纪初由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，确定了“儿童中心”的新坐标，使教育的价值基础从“学科本位”转变为“生活本位”。1918年，美国改革中等教育，明确中学不应成为大学预科，而应当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，即“为生活作准备的教育”。美国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提出著名的“七项基本原则”（教育目标）：健康、公民的权利和义务、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、有效的家庭成员、基本学习过程的掌握、合乎道德的品质、职业训练。在这种表述中，传统智育的内容仅占七分之一。经历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洗礼和转换，西方教育由传统进入现代。

      陶行知“生活教育”的理论脱胎自杜威的教育哲学，但却是为解决中国问题，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中产生的，具有鲜明的本土化、民族化特征。他将生活教育定义为“给生活以教育，用生活来教育，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”，提出“生活即教育”，“社会即学校”，“教学做合一”、“在劳力上劳心”等命题。生活教育不仅反对读书做官、劳力与劳心分离、读死书、死读书，轻视实用知识和技能等中国古代教育的负面价值；而且反对脱离实际地照搬昂贵的“洋化教育”，主张在中国农业经济的基础上，普及劳动人民所需要的“粗茶淡饭的教育”，培养具有独立人格、创造精神和实际技能的合格公民，体现了生活教育理论改造传统的现代性。

      生活教育作为一种更为基本的教育哲学，是一种可以统辖不同层次、不同领域教育问题的顶层理论，它比素质教育的概念更为深刻、内涵更为丰富，也更为准确和科学。它虽然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，但完全没有过时。中国的教育现代化，需要完成由“学科中心”到“生活中心”的实质性的转换。这一任务由于战争和其它复杂的原因后来中断了，至今尚未完成。重新启用生活教育的思想资源，对于补上缺失的这一课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。和其它各种教育理论不同的是，生活教育理论曾在包括延安在内的广大地区大范围地实行过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，曾被视为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它在农村教育中的应用，创造了以山西柳林县前元庄学校为典型的成功经验，通过实行“村校结合”、“三教统筹”、“经科教结合”，带动了全村脱贫致富，显示了强大的理论生命力。我们今天重提生活教育理论，既不意味着照搬和因循陶行知当年的某些具体实践，也不应拘泥于某些具体言词和说法，而应从整体上把握生活教育的核心价值，结合今天的情况加以发展，使之发扬光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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